公益标准的判断始终影响着公益范围的拓展

当前公益诉讼检察的职能领域,仍主要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4+1”的法定领域,“等”外领域的探索虽然已从“稳妥积极”转变为“积极稳妥”,但对于公益标准的判断始终影响着公益范围的拓展。理论上,围绕公益与私益概念内涵及界限的研究仍未有公论,但在实践层面,以当前疫情为例,作为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它所造成的影响,不仅涉及每一个体的利益,还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无论从“量”的利益,还是“质”的利益去衡量,抑或是维护个人自由发展的宪法目标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层面上,都应将其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

第一,在“量”上,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涉及的利益具备足够的广泛性。利益是对主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的各种资源、条件机会等事物的统称。重大公共安全具备足够影响私益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属性,并已经广泛地对私益产生影响。以此次疫情为例,不断蔓延的疫情不仅成为直接影响个人生存发展的因素,而且其在全国造成的影响,覆盖范围之广,社会关注度之高,从其已被列为全球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举国上下人人都在做疫情防控便可见一斑。

第二,在“质”上,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涉及的利益具备足够的重要性。判断某种因素对人是否具有利益是基于人的客观需要,这个需要也是多元的、分层次的,马克思将利益按照内容分为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和文化利益等,其中的物质利益是根源性的利益。罗尔斯按照主体将其分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庞德将其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但无论是以内容划分还是以数学集合由小及大的模式推演,其中都有一个本源性的基础利益存在,影响每个主体。比如,无论是自然状态下的原始社会,还是集群发展的文明社会,维系人安全健康的因素都是必需,比如阳光、空气、水。时至今天,这份安全健康的需求并未改变,只是由个人努力获得演化为国家所应努力提供的公共福祉,并且在契约精神下,这份公共福祉实现的效果往往就成为衡量国家和社会发展质量的决定因素。而放眼此次疫情对公民个人和国家社会的影响,其所触及的利益因素,不仅仅直接涉及到个体的安全健康,还直接影响到国家社会的发展质量,于个人、社会和国家,均符合利益的本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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